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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往洛阳。为实践自己关于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的公开承诺，张学良于26日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一、西安事变谈判结果的公布及其后果

31日，张学良被交付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会审。张学良虽被判处10年徒刑，蒋介石仍十分恼火以至在日记中痛斥张：可痛之至!

既然事变是必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张学良当然不认为自己结束事变是出于一种对错误的忏悔。恰恰相反，张学良在期待着，他相信他已经通过事变成功地改变了蒋介石的政策，希望看到蒋介石能够实践允诺，具体施行新政策。

在到南京的第二天，即27日晚上，他就当面要求蒋介石实现诺言，改组政府。他告诉杨虎城说，对在西安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然而，事实上蒋介石对张的要求非常不快。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彼犹欲强余实行改组政府，毫无悔祸之心。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的承诺，最担心蒋不践诺的还是西安万面。张学良送蒋走之后的第二天，杨虎城就找到周恩来，提出应该将蒋之承诺公之于众。

31日，南京政府判决张10年徒刑。周恩来为此将几次谈判中宋子文代蒋承诺的结果归纳为五条：

（1）停战撒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2)改组南京政府；

(3)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4)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

(5)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但是，无论是杨虎城，还是这时尚在保安的中共中央，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上述5条做了增删。27日，西安《解放日报》公布的条件已成为6条，即将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改为撒兵、停战、西北归张、杨主持"共3条，取消了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保障民主"等内容，在改组政府和停止内战的条款内加入了集中国力、一致对外、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的内容。

而毛泽东于28日公开发表的条件中，则没有停战撤兵"及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内容，改组南京政府一项变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联合各党各派一项变成了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停止剿共的内容单独成为一条，即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释放爱国领袖"项内，又增加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内容。

匆忙公布蒋介石所谓承诺的不利后果几乎立即就表现出来了。

在上海的潘汉年很快来电：宋子文曾专门告诉他，蒋宋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宋子文和宋美龄甚至为此大发脾气。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也很快来电批评中共中央，声称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么保证。

因此，中共中央也很快意识到，自己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它不仅不能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就范，而且强化了蒋介石必欲彻底解决西北问题的态度。

西安和保安刚一公布蒋介石的所谓承诺，蒋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谈话会，提出不能令张学良再回西北。这一建议虽然遭到宋子文的反对，但在29日，蒋介石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不准张学良再回陕北，而保其生命。

与此同时，蒋决心不顾撤兵的承诺，缓撤西北及潼关部队。他明确提出：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不惟国防失一根据，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陷于永劫不复矣!"

30日，蒋介石决定了处置张、杨的具体办法，但为安抚宋子文，仍去函表示，审判张学良乃必要之惩诫，新年一过，三两日内必为办到特赦，并仍令其立功自救，劝其不必愤慨。对此，宋子文也只好接受，但相信君无戏言，相信他说到做到。宋一边给蒋去函称此项办法虽事前未蒙预示，而弟相信吾兄必能为之办到，一边特地到张学良住处，向愤愤不平的张学良再度许愿。

殊不知，蒋其实不过是要把张学良的10年徒刑变为无限期软禁而已，丝毫没有令其立功自救的想法。不仅如此，蒋介石事实上已经确定了要彻底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方针。只是鉴于现实，不得不决定善后方案要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罢了。

二、张学良的被扣与西安的军事准备

对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共和西安方面也开始渐渐地感觉到了。31日他们已经得到张学良从南京送来的亲笔信，知道南京形势十分复杂。随后，张学良被判刑、南京有意以王树常取代张学良、何应钦电示中央军秘密向陕西推进等消息陆续传来，西安的气氛很快紧张起来。

毛泽东一面去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同陈立夫接洽，从中调和；一面告诫周恩来等，速谋张、杨、我三军之团结，力保西安胜利的前提下，亦应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

1937年1月3日，南京方面用电话通知西安杨虎城等，南京政府准备给杨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另以孙蔚如代理陕西省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要求东北军及第17路军将领发通电表示拥护。

4日南京方面再度用电话通知杨虎城：中央已决定派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驻陕，并要求东北军立即恢复西安事变以前的位置，17路军主力立即开回陕北。南京此举显然意在逐步控制西安及其东西大道，进而拆散西北三位一体，否定西北特殊地位。

这自然与张学良转达的蒋24日关于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也与25日两宋保证的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的条件不相符合。西安方面，特别是杨虎城和诸多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最为担心的就是蒋介石报复。南京如此善后，无疑使他们深感不安，必欲抵抗。

杨虎城在内部明确讲：为自卫计，为贯彻主张计，誓必与之周旋到底。"他同时电告宋子文：我兄前电曾谓汉公可于五日离京返陕，现此间一切亟待主持，汉公一日不返，则军民一日不安。"

1月4日是南京方面准备宣布对张学良子以特赦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西安方面却已经断定：宁方今日如特赦，必留其在京，以促此间分化而便(于)用兵。因此，周恩来、叶剑英、杨虎城、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当天不等南京的特赦消息，即开会详细讨论了作战问题，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他们估计：南京中央军正在调集25个师以上的兵力，组成14个纵队，准备向西北抗日联军(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发动进攻，故西北抗日联军万不得已时应以一部箝制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集团，集中主力首先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制止其进攻。

会议并且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以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张学良为总指挥，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由杨虎城统一指挥。

1月4日以后，张学良回陕明显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南京政府在这一天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批准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徒刑，一方面又下令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交军委会，实际上也就是由蒋介石处置了。

1月6日，西安方面已经得到南京关于整理陕甘军事的具体办法：

(1)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2)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3)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

(4)冯钦哉为27路军总指挥。

(5)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处理，撤职留任，带罪图功。

(6)中央军万耀煌、樊崧甫、毛炳文、曾万钟各部及李默庵纵队分驻潼关、朝邑、渭南至西安，宝鸡至天水一带，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仍驻现地。

(7)第17路军及直属各警卫旅等，移驻正宁、旬邑、淳化、耀县、永寿、灵台、宁县、长武、邠县(今彬县)等地。孙蔚如师移驻甘泉、鄜县(今富县)、中部、宜君等县。冯钦哉部另编第27路军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韩城宜川等县原防。

(8)东北军一律恢复12月12日前之原位置，即全部驻防甘肃。

南京方面的这一处置进一步表明，蒋介石绝不打算将西北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不仅决心全面控制陕西及其贯穿陕甘两省主要交通线，将东北军置于甘北与中央军杂处，将第17路军置于陕北，使其夹在中央军与红军之间，并且再不准备让张学良回东北军。蒋介石明确告诉顾祝同，对杨虎城现在虽可暂取和平态度，但最终必须根本解决。

张学良注意到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为确保东北军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决定将东北军调入甘肃的方案明确表示异议。他告诉负责监护他的戴笠：中央将东北军调往甘肃的办法事前未与他商量，西安方面闻此消息必发生战事，将来必有一半的力量归附共党，且中央令东北军恢复去年12月1日以前之防地，无异故意使之与红军打成一片。

在张学良的异议下，蒋介石又提出新的甲、乙两案。

甲案与前无太多变动，仍要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或将陕西绥靖公署移设三原。关键是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要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可由第17路军驻扎。

乙案则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第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尽管周恩来等早就估计到张学良不会被释放，但张学良被公开宣布严加管束后，东北军将领以及杨虎城等仍旧十分震惊。这时，蒋介石明告西安方面：中央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不仅西安，整个陇海路均必须置中央管理之下。为此，南京军队大举西进，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而宋子文也致电杨虎城，表示对前所承担的幹旋事宜难有所为，不得不即告退出。所有这些都使西北方面对和平日益感到失望。

三、西北半独立状态的瓦解

西安事变之后，西北三方始终在设法保持西北半独立的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事变后一直强调要通过三位一体的政治军事联盟将西北控制在三方手中，造成西北半独立的局面。在得知南京方面不仅坚持不放张学良回来，而且还要在西安设立行营，不顾前诺，坚持要派大批中央军进驻西北、从根本上控制西北交通要道之后，中共中央明确反对。

它相信：顾来则张、杨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中共中央确信：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祝同)迎张(学良)。中共方面这样一种态度，对西安其他两方自然有重要影响。

然而，东北军一向并不团结，张学良被扣，其内部的分化变得相当明显。除了已经公开倒向南京政府的部队以外，仍在东北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也都心存离意。肩负西安三方使命前往洛阳谈判的代表竟明确告诉顾祝同：东北军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希望另指驻防地点以便与共匪隔别。

这时真正希望张学良回来的，除了王以哲等少数高级将领以外，还有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原东北军同志会中那些最受张学良信任的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他们，包括在前线的一批旅、团、营级的干部，多半情绪激昂，求战心切。但周恩来看得清楚，此时十七路军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于攻，尤怕飞机，故不能用之主要方面：东北军师团级将领情绪甚高，急愿一战，士气甚旺，但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且也是能守不能攻"，野战能力不强。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第17路军，对红军到来都极其欢迎，并抱以极大期望，以致两方都有依赖红军心理，对万一西安不守，他们不愿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几万红军的责任就变得异常重大。

就在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关系日渐紧张的关键时刻，9日，蒋介石有电报给杨虎城，明确保证他将贯彻和平之宗旨，决不致有战争行动，且军事善后办法仍可与顾祝同详加商讨，要求杨虎城务必约束西北之部队，保持冷静态度，不做轻率表示。

鉴于南京政府在西安设行营和中央军驻陕的问题上不可能让步，周恩来建议：目前方针，似应力争和平，并在此基础上设法达到与南京方面共管陕甘之目的，承认主要由中央军控制西安和陇海路交通线，但努力限制其兵力，使实际控制权仍在我手。

但是西安方面坚持要求张回，张学良深恐因此发生冲突，故于19日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杨虎城，告诫他：

目下最要者，照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甘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与此同时，他深信必须要动员东北军将领单独行动，以免因杨虎城坚持己见对自己和东北军更加不利。他密嘱前来奉化转达西安方面意见的鲍文樾，要东北军将领传达他的命令，迅速照甲案在22-25日完成移动。

20日，西安方面再度面临重要关头。当天，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来函，发现蒋的态度已极不耐烦，声称25日12时以前务必照中央命令做出答复，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激起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激进年轻军官的强烈不满，杨虎城担心让步后西北被分化，也有战意。周恩来对此也左右为难。他告诉中共中央说：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之左派势力将铤而走险，而右倾者必将倒向蒋介石一边，如此我们将失尽同情者，亦无法掌握其军队。

如拒不接受，则只有打仗，打则只能胜不能败，然而胜的把握很少，各方响应者更少。一旦失败，东北军和第17路军仍将分化，到头来我们也只能得到少量军队而已。因此，权衡利弊，他相信目前最好在原则上接受蒋之甲案力争第17路军驻西安及东北咸阳以西，同时拖延时日，做好战斗准备。

四、西北善后问题

25日，杨虎城的特使米春霖等赴潼关谈判。顾祝同、陈诚、卫立煌同意：

(1)中央军暂留原阵地，西北联军先一天撤退后，中央军次日进驻西安至咸阳线；(2)张学良出处问题在行营进驻西安前由蒋给予名义，否则行营进西安后，由顾祝同负责呈请解决；(3)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道上东北军可驻3个团，西安可驻第17路军1个旅；(4)陕南红军同时撤往陕北，接济问题暂由杨虎城负责；(5)善后费600万元，暂发1个月薪饷余待蒋核准。

整个西安善后问题之解决，这时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了，这就是对蒋介石承诺的信任问题。西安三方面，不论是杨虎城、东北军，还是中共中央，这时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答应了蒋介石，是否就能确保自身的安全，确保不再有战争，确保张学良真的能够获释。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一再表示要求蒋介石作出书面保证，也正是因为有上述担忧。

然而，蒋始终拒绝用书面的方式提出这种保证。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只能根据观察和经验来判断这一切了。毛泽东这时再三要求潘汉年作出判断：据你观察，蒋与南京是否确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此种诚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27日，张冲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确认关于防地，蒋介石承认可照中共中央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即延川、延长、肤施、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划定。

给养问题，蒋介石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关于和平保障，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向中共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至此，西北善后大局已定。中共中央于1月27日晚作出决定：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对南京让步。

然而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而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鲍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做主，且部队根本不能掌握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更加动摇，更便利蒋介石采用分化政策。

27日，西安方面完全妥协，与南京最后达成和解。但西安城内以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为首的激进分子一起到周恩来住处请愿，强烈要求红军支持他们坚持释放张学良的条件。周恩来在29日又通过王以哲去做杨虎城的工作，并根据张闻天的提议暗示杨，如不顾和平，致战争发生，红军将不会参战。

五、二二事变与西北三位一体的彻底瓦解

既要与南京求得团结统一，又要继续保持西北三位一体，这已经变成一件两难的事情。

31日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牺牲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2月2日，苗剑秋、孙鸣九、应德田等借抗日同志会的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上午发生，至中午时分周恩来已经得到了消息。他于下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当时得知的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主和首领王以哲被枪杀，一些人并四处搜寻何柱国。

二二"事变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3日凌晨，前线部队已经撒了下来，而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无法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17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在得知大批前线将士因王以哲被杀而群情激愤、必欲严惩同志会干部之后，孙鸣九等很快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二"事变得巨大破坏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2月3日，驻蒲的东北军骑兵第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向与潼关中央军接头，沈克师也引中央军到岐山、武功，57军缪澄流部向西安兴师问罪，扬言要消灭特务团，67军副军长吴克仁也扬言报复。

很快，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即被剖腹，曾经积极参与同志会并与红军联系密切的高福源被枪决，其属下4个团长被扣，1个营的士兵逃走，另外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了，机要文件大部被烧毁，特务团及抗先队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成员均大起恐慌。同时米春霖、谢珂在潼关不归，鲍文樾、马占山亦分裂东去，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无以为继了。

这种情况也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震惊。因为王以哲一年来与中共合作融洽，对西北三位一体局面的建立贡献显著，毛泽东怎么也不能想像自己的另外一些合作者会对王以哲下此毒手。更何况这一事件对西北统一战线造成的破坏是如此严重，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苦心孤诣地竭力维持的三位一体局面竟因此而一朝瓦解。

毛泽东因此非常气愤。尽管周恩来明确提议，还应继续赞助左派，同时设法缓和与右派的关系，毛泽东还是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还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

即使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二二"事变后，西安方面已再无人言战了。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3月初，根据东北军将领们的愿望，东北军放弃甲案，接受乙案，正式东调。不久，第17路军总指挥部亦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

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也被批准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但事实上仍旧被严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变两大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蒋介石当初的许诺，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现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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